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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做好党建工作


时间:2017-05-03 作者:局办公室 浏览次数: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最大成果,一是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党内法规,从制度层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完善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市委先后召开专题研讨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思想到位、行动对标,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万基层党组织,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从严治党,我们的党就不会有威信,更不会有生命力,我们的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讲政治关系党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我们必须把讲政治摆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党的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党的建设发展进程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从加强党的建设的传统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党建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回顾党的建设的光荣传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和理解。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就把党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就开始使用“党的生活”“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等词句,1927年李维汉从共产国际代表讲话中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一词,其后他也开始使用起来。

我们党从一成立起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建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来建设党的。在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中,都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1927年5月至6月间,经党的五大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写入其中。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伟大的工程,而且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党的建设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程,其内涵也是博大的。下面从五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是思想建党。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妨碍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影响了红军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的完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就是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批评和纠正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初步回答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成为我们党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开端。这是我们党抓思想建党的最早范例。

二是组织建党。最早的范例是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最主要的是标志着党在军队内加强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在组织上建党的重要举措,解决党指挥枪的问题。在军队内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加强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党的第一个《党章》,就专门讲到了“纪律”,其中就有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机关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内容。对于有六种情况的党员要开除出党,比如,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和大会决议的,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三个月欠交党费,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等都要开除出党。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纪律挺在前面,而且还十分严格。党的五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也专门讲到了纪律,例如,“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里讲的是政治纪律和大局意识,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四是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五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除了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单独作为重要章节外,更为突出的是第一次表述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遵义会议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工作领导不力,游击战争发展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够,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其它原因。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之后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违反了红军过去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张闻天的报告系统性、理论性、逻辑性都很强,很有说服力。接着毛泽东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公开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博古主持会议,成为会议上主要受批评的对象之一,但他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也体现出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整个会议使不同意见充分交流和碰撞,充分发扬了民主。最后会议进行集中,形成了中央的集体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指挥军事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依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我们党自己的问题,同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1945年6月召开党的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而且还系统全面地阐发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党章》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五是作风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1941年到1944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通过整风集中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延安整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纠正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抗日战争中存在的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例如:历史上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后“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右倾错误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遵循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循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学习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理论武器。延安整风的前奏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应当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该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中国化?毛泽东突出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具体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民族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不能分离,二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具体性、民族性,就有了中国特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精彩的表述。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作出结论。党的七大制定了新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概括和提炼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形成了我们党所特有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解放战争中,党提出了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和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1949年3月,建国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上,高瞻远瞩,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征服,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把建设一个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争取要考出一个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党要考出好成绩,就必须有个好作风,就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毛泽东除了提出“两个务必”之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还提出了“六不”的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一切,有效纠正和克服了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实行的“一言堂”、“家长制”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为我们党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党集中精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49-52年主要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方面恢复了多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发展了国营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53-5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任务为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奠定工业基础;以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为主体,奠定社会主义改造基础;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期间,鞍钢投产,一汽第一台国产汽车下线,第一架喷气飞机试制成功,第一个机床厂(沈阳机床厂)投产,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我党开始探索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问题。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的同时,也融入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例如,《党章》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里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同时也看出党要发挥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集体决定和个人发挥作用,处理好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7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左倾”思想在党内开始抬头,盲目提出了“三面红旗”。事实上,总路线是指导思想上的冒进,大跃进是生产力发展的冒进,人民公社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冒进。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以庐山会议为标志,党内政治生活完全被个人崇拜所左右。59年7月,面对“三面红旗”产生的影响,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会议。其初衷是总结反思,纠正“左倾”。然而,由于会议反“左”的声音过高而冲击了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尤其是彭德怀的“万言书”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直转为反右,“左”的思想再度升温。随后人祸天灾并发,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要求借款赔偿,经济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走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教训极为深刻。

62年初,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也就是“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七千人大会”是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直接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对统一全党认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62年后,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65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纠正了左倾危害,是我党、我国建设的较好时期。

4年的调整,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左”的思想根源。以66年“5·16通知”为标志,党的指导思想再次严重偏离正确导向,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斗争取代党的政治生活,个人迷信取代民主集中制,革命取代建设。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国家的发展进入了十年浩劫时期。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教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全会坚决批判和否定“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则;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审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范。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此后,党的十二大恢复了党的七大、八大的优良传统,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从严治党。大会提出,为了使我们党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消除新时期党内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对经不起考验的党员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外,对绝大多数党员要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开始一直到十八大,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根据形势任务需要,对党章进行修订。党中央还多次召开中央全会,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先后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组织开展了整党和系列专题教育活动。这一切,不仅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起到了政治保障作用,而且也有力纠正了曾一度出现过的党内政治生活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且把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式宣布我们走向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党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赋予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内涵。

回顾党的建设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强党是强国核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无论任何时期,党强则国强、民安;党乱则国破、民穷。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既取得过巨大成就,也走过艰辛甚至曲折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从不讳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为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惊人的历史跨越,这一直是国际国内探索的重大课题,也往往见仁见智,观点不尽相同。但具有高度共识的是,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和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密不可分。

2、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通过自身的力量,清除肌体中的坏死病灶和致病基因,是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而走向没落甚至衰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是因为自我革命精神起了关键作用,是因为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才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3、增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增强政治性,就是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强时代性,就是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原则性,就是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战斗性,就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

二、《准则》《条例》的时代意义

2016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一)《准则》《条例》制定修订的背景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当前,《准则》对我们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仍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30多年来,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建设既积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经验,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适当时机由中央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一个决定,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自2003年12月31日颁布施行以来,对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显现出来。形势发展需要对条例进行修订,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

(二)《准则》《条例》制定修订的原则

一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着力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反映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经验新举措,并结合新的实践提出新观点新举措,体现时代性、创新性。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明确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方向、目标、原则、任务、举措,以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严的措施推动全党增强从严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二是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突出尊崇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着力把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要求具体化,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出台的重要文件和党内法规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系统化,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薄弱环节,着力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推动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和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覆盖不到位、责任不明晰、执行不力等问题。

四是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着力处理好新准则、新条例和老准则、老条例以及其他党内法规的关系,做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必要性和可行性相统一,既从政治上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提出原则性要求,又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不搞面面俱到。

(三)《准则》《条例》制定修订的意义

第一,这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抉择。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相继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六中全会再以制定修订两个文件为重点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都分别通过一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这是党中央根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全会议题的一个整体设计。

第二,这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都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我们党抓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不断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因此,通过六中全会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看哪些经过实践检验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哪些可以进一步完善并上升为制度规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哪些需要结合新的情况继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同时制定准则、修订条例,这是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安排。

第三,这是解决党内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发生的种种问题,与管党治党宽松软有密切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在手上,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大管党治党力度,坚持正风肃纪、标本兼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全党全社会高度认同。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一些问题还可能再冒出来,必须继续努力,不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防范和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制定《准则》,修订《条例》,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三、学习贯彻三级研讨班精神,贯彻落实《准则》《条例》,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市委相继举办专题研讨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以思想到位、行动对标,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切实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学习贯彻研讨班精神,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六个方面的重要论述:一是关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要论述;二是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三是关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重要论述;四是关于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五是关于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的重要论述;六是关于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的重要论述。

要从四个角度清醒认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四个角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看;二是从应对重大考验和重大风险看;三是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看;四是从践行党的要求看。

贯彻落实《准则》《条例》,旗帜鲜明讲政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站稳政治立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具体就是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在行动上坚定紧跟。

第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四性”中,政治性是灵魂,时代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原则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绳,战斗性是检验党作为一个战斗组织的重要标准。严守政治纪律是增强“四性”的第一要求,规范组织生活是增强“四性”的重要载体,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增强“四性”的集中体现,加强党内监督是增强“四性”的有效手段。

第三,锤炼政治品格,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敢于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敢于同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作斗争、敢于同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困难作斗争、敢于同混淆是非和违反原则的行动作斗争。

第四,永葆政治本色,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始终保持定力、始终慎独慎微、始终防范“围猎”、始终老实厚道。

第五,担起政治责任,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求提高政治能力、敢于担当碰硬、坚持以上率下。

学习贯彻三级研讨班精神,贯彻落实《准则》《条例》,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认真真学讲话,深入理解领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深刻内涵,从严从实贯彻《准则》《条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点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全面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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